每一名医生都要感谢患者

 

从医40余年，黎晓新给上万名患者带来光明。在她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患者所赠、写有“爱与光明并存”的匾，并非名家大作，但于她而言却弥足珍贵。“每一位医生都应该感谢患者，正是患者的支持、理解和信任，让我完成了好几个国内第一例手术。”

1988年，一位复杂性视网膜脱离患者，在其他医院经历了3次手术失败后，将人民医院眼科当作了最后的希望。

黎晓新回忆：复杂性视网膜脱离，需要做玻璃体切割手术。但在当时，玻璃体切割手术在国内刚刚起步，切割后为了让视网膜复位，需要在眼内填充气体，并且术后需要俯卧一段时间。黎晓新向患者讲解了手术流程和术后注意事项，患者说：“没关系，只要能治，不就是趴几天吗？”

但是，术后视网膜复位并不理想。趴了一周后，患者有些着急了。黎晓新和患者商量：“现在还有一种填充的方法，就是用硅油代替气体填充，不过在国内还没有人用过，我也只是在国外看过有的医生用。你愿意做我的第一个患者吗？”

患者沉吟半晌后说：“黎大夫，我明白我这个基本是不治之症，您做吧。如果成功了，算我走运，不成功，您也可以积累点经验，以后再给别人治。”

患者的信任，给了黎晓新全力以赴的动力。她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又打电话向国外同行请教。手术很顺利，两个月取出硅油，患者视网膜复位良好，视力达到了0.1，且术后一直没有再发生视网膜脱离——而这，也是国内第一例填充硅油的玻璃体切割手术。

“另外一个病例发生在2001年，是我做的第一例老年黄斑变性黄斑转位术，患者是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黎晓新回忆，那时，还没有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也没有光动力治疗，最好的手术方法就是将整个视网膜360°解离，翻过来，将黄斑部的视网膜下新生血管膜取出来，再将黄斑转位，让黄斑部的视网膜对应到没有病变的视网膜色素上皮。

黄斑转位术是眼后段手术中难度系数最高的。手术过程需要4~6个小时。黎晓新说明情况后，老先生非常愉快地说：“我愿意做你的受试者。”

“在我的患者名单中，很多人都表示愿意做我的受试者，他们对我说：‘如果你要尝试新技术，需要做实验研究，别忘了我是志愿者。’”黎晓新说：医生的成长、新技术的开展和眼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患者的支持、理解和信任。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患者。

 

作为一名教师无上光荣

 

60个门诊患者，15台手术，曾是黎晓新一天的工作量。但即使再忙，她一直坚持给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本科生讲课，眼科学第一堂课必须由她来讲。“这些孩子的医学生涯刚刚起步，对于眼科学基本一无所知。必须将他们吸引过来，让更多学生对眼科感兴趣，他们是眼科的未来。”

每次授课前，黎晓新都会将课件改了又改，她会查阅很多文献和外文专著，把国际最新研究进展和前沿技术，自己治疗过的典型病例，以及自己一年来的经验、感悟，甚至教训，都编入讲课内容里。她的课程不仅内容新颖，讲得也非常生动形象：眼球的结构会被比喻成照相机，眼底是胶卷用来感光，晶体是镜头可以聚光……她的课程着重分析，不仅讲授“怎么样”，还会“顺藤摸瓜”，讲出“为什么”。很多学生表示，就算课后不用很多时间复习，也能回想出课堂内容，甚至黎老师的表述方式、表情和手势。

黎晓新听后，爽朗地大笑道：“讲课不仅是传授知识，也是一门艺术。知识要不断更新，讲课内容要不断更新，讲课形式也要不断更新。”

作为博士研究生导师，黎晓新为每个研究生制定了详尽的培养计划。她和研究生一道讨论课题、一起进行试验，确保课题的创新性。

她从不吝惜把时间花在对研究生的教育上。哪怕是在最紧张的门诊时间，一遇到特殊病例，她也会召集学生过来学习。每隔一段时间，她都要询问每位学生课题的进展情况，是否顺利。没有时间就挤出时间——手术换台、开会间隙、出完门诊、查房之余，甚至是牺牲午饭晚饭的时间。研究生中间流传着“做黎大夫的研究生一定要时刻准备着，随时随地会被召唤”的笑谈，但导师的指导从不缺席。每当学生课题遇到困难时，她总会告诉学生，“眼光不要只是局限于课题内容本身，研究的范围可以宽广一些，关注和其他学科交叉的边缘区域，可能寻找到大家还没有认识的问题”。

在黎晓新的带领下，人民医院眼科教学团队连续获得优秀教学集体评选，在每年由学生评选出的优秀教师中，眼科在前10名中占据3个以上的席位，并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精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课程等荣誉。

黎晓新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无上光荣，肩负着无比沉重的责任。她说：“医学院的教师，培养的是生命的守护神，必须要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使学生真正成为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

 

医之大者为国为民

 

2021年9月，在第36届亚太眼科学会大会上，黎晓新荣获亚太地区预防失明的特殊贡献最高奖——“HolmesLecture Award”，以表彰她为眼科防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鲜为人知的是，在这项荣誉背后，有一个让黎晓新痛心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初，黎晓新在门诊中发现很多早产儿存在视网膜病变。原来，早产儿因发育不成熟，一般都会送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精心养育，且通常会通过吸氧促进肺发育。但长时间或不规范的吸氧，会使早产儿出现视网膜新生血管增殖，导致视网膜病变的发生。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的治疗时机仅有一个很窄的时间窗，如不能进行及时干预治疗，孩子很可能会终生失去光明。”1994年，黎晓新开始对新生儿进行视网膜病变筛查，发现北京市ROP患病率竟高达20.3%。然而，当时国内医学界对于ROP认识还很不够，儿科医生担心孩子的生命安全，不愿把筛查出来有问题的孩子转出监护室；而眼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也因担心风险而不愿接收。

一次，黎晓新在筛查中发现了一名视网膜病变的早产儿，就与儿科医生谈，希望把他转到眼科治疗，却遭到了儿科医生断然拒绝。但没想到的是，过了一段时间，警察抱着孩子来到医院找黎晓新了解情况——孩子被父母遗弃在了路边，包布里放着眼科就诊的本子。

“这件事让我非常痛心。”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黎晓新通过与儿科医生和麻醉医生的反复沟通，终于获得了支持，并于1995年成功完成了第一例ROP手术。同时，黎晓新也意识到，必须把防治的关口前移。“ROP不仅可治，更可预防，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早期干预，孩子的视力发育完全可以不受影响。”经过多方努力，2004年，在原卫生部的领导下，黎晓新起草了我国首个《早产儿治疗用氧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指南》。自此，国内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防治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起来。

2005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团队关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高危因素调查”在首发基金成功立项。之后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北京地区ROP发病率已下降到10.8%。

2016年，黎晓新担任厦门眼科中心院长后，仍不余遗力积极推行ROP防治，吸引菲律宾等国患者慕名来院求医。谈起其中缘由，黎晓新说：“所谓‘医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是医生，不是手术匠。我们不能满足于会做什么操作，还必须掌握解决各种眼科疾病所面临的难点，为我国眼健康，更为健康中国做出贡献！”

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在1994年给健康城市的定义。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傅华教授等提出了更易被人理解的定义：“所谓健康城市是指从城市规划、建设到管理各个方面都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保障广大市民健康生活和工作，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有机结合的发展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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