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髓灰质炎——一段伟大的斗争史_家庭健康终端

撰文 | 李博

12月15日是世界强化免疫日，主要是为消灭脊髓灰质炎而设立的。我们都听过它的另一个名字——小儿麻痹症。而脊髓灰质炎病毒（poliovirus），是世界上被研究得最为深入的病毒之一。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是一种非常小的病毒，具有多面体衣壳和单链，正链RNA作为遗传信息。在疫苗接种之前的时代，大多数麻痹型疾病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1型所致。超过95％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无症状，大约4％的人在没有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情况下引起发烧和非特异性疾病。不到1％的感染导致瘫痪。

脊髓灰质炎的历史，从人类社会有文字以来就有记载。公元前1403-1365年的埃及石碑（直立石雕）就展示了一位手扶权杖右腿明显萎缩的神职人员形象。

而人类直到1908年，才首次分离发现了脊灰病毒，更糟心的是人类是其唯一的天然宿主。到了上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席卷北美、欧洲、澳洲。据估计，整个20世纪，脊髓灰质炎导致约100万人死亡，多达2000万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身体残疾。尽管它没有其他传染病那样有极大杀伤力，但其仍然令人恐惧并极具影响力。直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美国人都把核毁灭和脊髓灰质炎看作是最害怕的事情。1916年在美国暴发的脊髓灰质炎就造成27000人瘫痪，并夺去了6000人的生命。这样的暴发持续了十多年，几乎每个夏天都要发生。

更可怖之处在于，当时的科学家都只知道小儿麻痹症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但并不知道它是通过食用了含有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的，因此20世纪60~70年代之前，污水处理覆盖并不广泛，人们仍然暴露在饮用水以外其他渠道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中。

出现病例的所有城镇关闭了电影院、游泳池、游乐园和夏令营。取消了原定已久的聚会和节日。父母尽量让孩子待在家里。而更多有能力的人则纷纷举家逃到了安全的地方。一时间，整个社会人心惶惶。

在随后的日子中，青霉素、链霉素、金霉素等各种抗生素不断被发明，但人们悲哀地发现，这些药物在脊灰病毒面前根本毫无作用，铁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几乎是人类治疗脊灰的唯一手段，对抗脊髓灰质炎亟待疫苗的研发。

疫苗的研发

当俄罗斯人忙于开发氢弹的时候，美国科学家在竞相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在20世纪50年代，乔纳斯·索尔克和阿尔伯特·沙滨两位科学家各自成功发明了脊灰疫苗。乔纳斯·索尔克是位病毒学家，他最后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在15000人身上初步试验成功后，于1955年4月宣布“疫苗起作用了，它安全而有效”。Salk疫苗和安慰剂一样安全，并且在72%的情况下都可以预防脊髓灰质炎。尽管取得了如此令人鼓舞的结果，但在许多新闻发布会上，索尔克显然并不满意。他曾希望他的疫苗能100%有效预防脊髓灰质炎，任何不足都令他感到失望。Salk疫苗存在接种方式复杂、接种次数多、依从性较差且不能100%有效等缺陷，因为考虑到脊髓灰质炎病毒是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的，因此沙滨团队研制出了口服减毒活疫苗。

到1960年，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最终WHO也批准了这种疫苗。随后，美国在1961年允许沙滨使用他的疫苗。在经过仅仅两年大规模使用后，Sabin疫苗正式取代Salk疫苗，成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首选疫苗。

一丸济世德

顾方舟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对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的研究长达42年，是中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被称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从事“脊灰”减毒活疫苗研究，建立了“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制定了“脊灰”活疫苗的试制与安全性标准。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脊灰活疫苗制造及检定规程”，指导了中国后来20多年数十亿份疫苗的生产与鉴定。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脊髓灰质炎流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有疫情定期出现的记录。控制这一可怕疾病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卫生工作重点之一。彼时，国内流行的是3种脊髓灰质炎病毒中的哪一类型尚未确定，病原学、血清学研究几乎为零。1955年，小儿麻痹症在青岛、上海、济宁、南宁等地蔓延。疾病暴发之初，有家长背着孩子跑来找顾方舟，希望他能给孩子治病，顾方舟却束手无策……这件事一直影响着他。我国当时每年有一两千万名新生儿，他知道早一天研发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孩子的未来。

1957年，顾方舟带领团队从横贯东西的12个城市中分离出患者粪便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发现病毒的3种类型存在不同特性，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研究，确定了国内流行的病毒类型，并建立了脊灰病毒的实验室诊断标准。

1959年，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蒋竞武等4人临危受命，被派往苏联了解脊灰疫苗的研制情况。当时美国科学家已经发明并上市了脊灰死疫苗，但西方对中国实行禁运，所以只能通过苏联研究机构，间接了解死疫苗的生产情况。通过实验观察、查阅文献和参加学术会议，他们发现死疫苗的生产成本高且服用次数多，对于当时积贫积弱、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根本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他们发现美国科学家还发明了一种减毒活疫苗，虽然尚未上市，正在交给各国实验室免费试用，却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建立起免疫屏障。在充分考虑到国情和疫情危重的条件下，根据顾方舟的提议，我国决定采用脊灰活疫苗的防疫路线。顾方舟将活疫苗种子带回国，从此开始了自主研制疫苗的艰难历程。

顾方舟（右）与苏联疫苗研究专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疫苗生产从人才到原料、设备都极度短缺。因原料所需，国家决定在云南昆明郊区建立研究所，但没有几位科技人员愿意从首都北京调到山沟沟里去，顾方舟又率先带着母亲、妻子、儿子举家入滇，扎根昆明。随后与他一同去苏联的三位专家也搬了过去，还从昆明的卫生技校招了一批年轻的学员，手把手地教，他们日后都成长为各个科室的骨干。做疫苗检定需要拿动物做实验，他们就自己饲养动物，三年困难时期，人都食不果腹，却要给动物吃饱。制作疫苗需要用胰酶，当时被美国卡着无法进口，顾方舟就让器材负责人杨志和去北京找医科院院长解决，院长特地向国家申请外汇从香港进口胰酶，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正如顾方舟所说“当时我们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很不怎么样，做研究工作很困难，什么条件都要自己去创造”。

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的途中路过昆明，特地来到研究所，在询问起疫苗时得到了顾方舟信心满满的答复：“如果疫苗生产出来，能够给全国7岁以下孩子吃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都消灭掉。”

疫苗研发从零开始，团队克服物资短缺、环境艰苦的困难，终于获得疫苗小样。随着疫苗临床试验开始，谁第一批服用成为问题。

冒着可能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实验室的其他人也跟着加入试验。

疫苗对大人无害，对孩子的安全性又如何呢？“当时我儿子小东刚好不到一岁，符合条件。”顾方舟的口述回忆史中记载：“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去吃，这不大仗义。”他先在自己一岁的儿子身上做实验，随后是几个同事的孩子。虽说顾方舟已在自己身上试验过，心中有数，但他事先还是没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幸好安然无恙，试制成功。当妻子知道后并无怨言，她说：“如果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敢吃，怎么拿给全国的孩子们吃呢？”

在顾方舟的脊髓灰质炎免疫策略中，全中国的孩子一个也不能少。疫苗口服率要达到95%才能形成免疫屏障。这意味着，远在西藏高原、新疆大漠、贵州深山的孩子都要无一例外地进入防护屏障，稍有疏漏，病毒就可能复发。那时没有冷链，让疫苗有效地在全国短期内流通非常困难。用广口暖瓶配冰棍的土办法，效果不是很好。

怎样才能制造出既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发灵感：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固体糖丸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糖丸疫苗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效力的前提下，大大延长了保存期。

随着糖丸疫苗大规模生产，我国进入全面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历史阶段。1975年，顾方舟团队又开始研制三价混合型糖丸疫苗。1985年，终于探索出了最佳配比方案，三价糖丸疫苗研制成功。

但是，顾方舟认识到要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最终根除脊灰，仅仅研制出疫苗还远远不够，要经年累月地让全中国的适龄儿童服用疫苗，才能建起免疫的屏障。为此，他制订了详细周密的免疫策略。一是以县、乡、镇为单位，适龄儿童服用率达到95%以上；二是在7-10天的时间内让这些儿童全部服用疫苗。免疫策略的落地，不仅要靠国家体制的运行，最终还要依靠防疫人员勤勤恳恳地工作。在广大老少边穷地区，都要靠防疫人员挨家挨户地送疫苗。所以顾方舟反反复复地说：“消灭脊髓灰质炎不光是疫苗的功劳，有了疫苗，送不到孩子嘴里也是白费。这个工作是防疫人员做的，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86年，三价糖丸疫苗在全国推广使用，为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提供了有力武器。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原卫生部举行，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郑重签名，标志着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从脊髓灰质炎暴发时的无能为力，到彻底消灭这种传染病，顾方舟从正当盛年到年逾古稀，奉献了一生的心血。此前接受采访时，顾方舟曾落泪感叹：“如果周恩来总理健在的话，我一定想办法给他汇报，我说我实现了对您的承诺。”

2019年1月2日，92岁的“糖丸爷爷”顾方舟与世长辞。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仍然心系国家的卫生事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探望他时，他紧紧抓住后辈的手，留下遗言：“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2019年9月，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为一大事来，成一大事去。功业凝成糖丸一粒，是治病灵丹，更是拳拳赤子心。你就是一座方舟，载着新中国的孩子，渡过病毒的劫难。”

历史与未来

2020年8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地区已经根除了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这标志着自从40年前消灭天花病毒以来，人类离根除第二种造成广泛危害的病毒已经为时不远了。

但是，对于脊灰病毒，今天世界上的权威专家们的共识依旧是，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名儿童仍然受到脊灰病毒的感染，那么所有国家的儿童都有被该病毒感染的风险。这意味着无论从病理学，还是从人类社会复杂的角度来说，人类要真正彻底战胜一种病毒有多么艰难！

而历史依然在重复。科学家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压力；民众对疫苗的抗拒和担心；疫苗背后政治和资本因素的影响；传染病阴影下的人们，所经历的漫长的等待、恐惧和犹疑。

不过历史的教训也是统一的：

只有始终相信科学、尊重自然，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成为病毒的牺牲品。

本文为《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作业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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