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引进了国外一些先进技术，同时我们也能够读到国外文献，当时我看到《英国医学杂志（BMJ）》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位英国专家为16位妇女做子宫内膜的电切手术，这些患者都有器质性病变，比如肝脏功能的异常或者是血液病导致子宫出血，长期缓慢出血导致贫血。因为患者有凝血功能障碍，所以子宫切除是禁忌。医生利用泌尿科的小儿膀胱镜来行子宫内膜切除术，一共16例手术， 15例手术都比较成功，患者术后立刻停止出血，效果非常好，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一些发达国家，例如俄罗斯、日本等国家都纷纷效仿，用膀胱镜或者前列腺电切镜做子宫内膜切除，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79年9月美国FDA批准子宫内膜的切除术可以用来治疗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成为功能性子宫出血患者的首选外科治疗方式。

非常幸运我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知识，还有我所在的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是一座综合医院，有泌尿外科、骨科等很多科室，有前列腺电切镜和膀胱电切镜。当时我开展这项工作时还没有宫腔镜的电切手术，没有宫腔的电切镜，在我们开展成功之后两年，才有专门用于宫腔手术的电切镜，有了专用的电切镜，手术就更加容易操作。

在开展这项手术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开展这项手术之初，各方面的阻力很大，我不知道这项手术可不可以开展下去。回想起甘肃那么多妇女因为子宫问题导致家庭破裂，所以我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了。有一次请宋鸿钊教授来会诊，我把《英国医学杂志（BMJ）》上刊登的这篇文章拿给他看，并问他我们可不可以开展这项手术，他说“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一定也能做”。这两句话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努力的方向，后来我们力排众议，在大家的帮助下坚持开展这项手术。手术很成功，非常受患者欢迎。医院里边的同志也都很支持，可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没有定价。当时恰逢西城区的党委书记刘桂嶺到医院巡视，他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定要把它转化成为实用的技术，而且应该有收益，应该定价”。在他的指示和鼓励下，宫腔镜电切术终于得以顺利开展。这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永生难忘。 

最开始宫腔镜手术是切除子宫内膜，初衷是为了让妇女不要失去子宫也能治好疾病，治疗结果非常成功，而且创伤很小。据美国2004年的统计，中国每年切除子宫280多万例，其中大概40%是可以用切除子宫内膜来替代治疗，它不仅能保子宫，而且创伤小、恢复快、出血少、痛苦轻，患者很快就能回到工作岗位，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术方式。在开展这项手术前两年，我们都是做子宫内膜切除，保留子宫，很受患者欢迎。但是在手术过程中发现宫腔内还有其他病变，可以同时切除，最常见的是子宫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子宫畸形、胚物残留等。子宫畸形会影响生育，有的患者宫内节育环遗留在子宫内，嵌入肌肉里取不出来。子宫腔疾病一方面引起出血、腹痛，甚至于感染，还影响生育。所以我们逐渐又做了很多子宫内膜切除以外的手术。

少年强则国强，医学是一个传承和创新的过程，青年医生作为我们的后备力量，能力越强则医学的力量越强。我本人非常关心和喜爱青年医生，同时对青年医生充满期许。

人类疾病千奇百怪，没有两个人的疾病是完全相同的，并且掺杂了现代人文关怀及其他心理因素，有病的是“人”，而非单纯疾病本身，多种疾病可同时发生且越来越复杂。医学更新缓慢，和其他行业有所不同，从个人经历中有所体会所感，医学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切莫心急。

作为一名医生，要耐得住寂寞，深入临床，勤于实践，加强积累。我刚参加工作时是在青海省人民医院，这里的老乡朴实，也没有家属候诊区，产房是平房，产妇家属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不停地询问：“大夫，什么时候生啊？”。我从产妇入院开始观察产程，直到产程结束，看多了，经验所得，当产妇宫口约开到3 cm时，宫口扩张就会加快，大概还需4个小时，进入第二产程，于是我告诉家属：“待宫口开到3 cm时，我会告诉您！”。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也相差不多。回想起来，当时觉得并不重要，之后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图书馆翻阅书籍时恰巧看到产程图（Friedman著），书中的讲解与自己观察到的一致，第一产程的潜伏期较长，宫口开到3 cm后进展加快，被称为活跃期，活跃期结束后进入第二产程。

我做宫腔镜检查和宫腔镜手术现已经长达32年，期间从未离开过一线，也发掘了更多新的发现，每一个病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病例。一线工作过程中，我会带着青年医生共同进步，青年轻医生头脑灵活，优点多，我也会向青年医生学习。希望年轻医生莫着急，多积累，努力将来一定能够有所收获，付出都能获得回报。

国家政策提出《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纲要》，特别关注全民的健康，提出对妇女、儿童、生育等健康要求，内容十分详细。需要我们通过实践努力，共同完成。总而言之，妇产科医生责任重大、责无旁贷，我们一定努力做好，不辜负党和国家的重视及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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