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止于至善。真正的医生不仅具备高超的医术和深厚的医学知识，更要有诚信、真诚、无私、慈悲的医德。
截至2021年底，我国医师数量已达428.7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医生自踏上行医之路，便始终践行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用丰富的经验、知难而上的精神，帮无数患者解除病痛、延续生命。
《生命时报》开设“对话良医”栏目，记录他们的故事，以及对“从医”和“治病”的思考与感悟。
8月25日，刚过处暑时节，一场雨令北京的天气变得十分清爽，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这里位于故宫北侧的宽街，很多老北京人就习惯称北京中医医院为“宽街中医院”。
上午十一点半，78岁的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北京中医医院疮疡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吕培文教授在诊室接待了今天的第22位患者。这是一位来自青岛的年轻患者，家长陪同前来，“孩子今年刚高考完，马上要大一开学了，怕疾病耽误学业，您看看有什么好方法吗？”仔细查看完病情，吕培文说：“孩子的情况的确比较特殊，不过还是有办法让他尽快好转的。”
吕培文的学生李宇栋当天随她跟诊，他对记者说：“来找吕老就诊的，外地患者差不多占2/3，绝大多数都是疑难复杂病例，半天看二十几个已经非常辛苦了，但吕老从来不拒绝65岁以上老人和外地患者的加号，很多时候半日门诊要看三四十个患者。她总说：‘咱们看的外科病人都非常痛苦，很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来一趟不容易’，可她却忘了，她也是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了。”
《生命时报》第1733期头版
本文作者 | 生命时报记者 董长喜
本文编辑 | 任琳贤
1945年，吕培文出生在上海。1969年的夏天，她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和几十个同学一起，乘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来到了这座古色古香的医院。这里曾是清同治年间的“大公主府”，住过咸丰皇帝的女儿固伦公主。据说，吕培文最初所住的宿舍就是曾经的公主闺房。“我们这些从西医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在公主的绣楼里学着《内经》《伤寒》，背着汤头歌诀，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吕培文回忆道：“转眼间，我在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已经50多年了，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建立的第一家中医院，北京中医医院自成立之初就名家云集，尤其以皮外科最为知名，赵炳南、房芝萱、哈锐川、王玉章等一批中医皮外科泰斗都曾在此坐诊。受教于这些老前辈的吕培文，如数家珍般地跟记者讲起了他们的故事。
有一次，吕培文在跟赵炳南老先生跟诊抄方时，进来一位母亲，想给怀里刚满月的孩子看湿疹。孩子满脸及全身红疹伴皮肤糜烂渗出，哭闹不停。赵炳南看完孩子，又看了看母亲的舌苔，之后开出一剂清热除湿汤，嘱母亲服用，婴儿通过母乳将中药服下，再外用马齿苋煮水，温凉湿敷皮肤，三天后复诊，湿疹明显见好。吕培文对一个细节记忆尤其深刻：“赵老看诊的时候，患者每次一进来，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什么职业、地位，总会起身，搭手，跟对方说一句‘您请坐’。”
疮疡疾病常常流脓淌水，一般人对此会有本能的嫌恶，但房芝萱老先生看病时，从没嫌弃过。有一次，他在接诊一位足部腐烂的患者时，让患者把烂脚抬起来直接放到自己腿上来查看创面。患者有些犹豫，说“脏”。房芝萱说：“脏什么，我就是干这个的。你把脚放我腿上，我好能看得更清楚。”
1990年，吕培文成为国家第一批名老中医王玉章老先生的学术继承人。王玉章给徒弟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医生先要有医德，医生当以病家为亲人，对待病人要一视同仁，不分贫富贵贱，要不贪财色、作风正派，要勤奋学习、不断求索……吕培文记得，有好多次，王玉章戴着老花镜、拿着镊子把病人疮面上感染化脓的蛆虫一根根挑出来。
“过去从师时的点点滴滴，如今时常浮现在我脑海。老前辈们不仅医术高超，他们身上的大医风范、高尚医德，令我永生难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我的从医影响至深。尤其是王老的叮嘱，这么多年来，我始终谨记在心，不敢有误。”吕培文说。
吕培文在中医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在中医药治疗周围血管疾病方面造诣颇深。她秉承老一辈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形成了自身的学术特点，总结出疮疡、肿疡半阴半阳症的辨证及内外治法的特点，并在周围血管病活血化瘀的基础上，灵活地调整温通与清热的关系，补气与补血的关系，治标与治本的关系，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将糖尿病足分为三期五型，并分期分型归纳了致病特点、制定了诊疗方案，使糖尿病足的治疗更加精准，疗效显著；对舒脉煎剂、回阳生肌外治法、益肾温脉胶囊、朱红膏等进行了多次试验研究，多次获得国家级及市级奖项。
作为当代燕京外科流派的传承人，她强调要做现代中医，从不拒绝现代医学技术，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中医外科新进展、新动态。她始终强调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知识掌握得越多越好，正如她的老师赵炳南所言：“宁可学之不用，不可用时不会。”
吕培文习惯把重点病案用笔记本记下来，如今已经写了20多万字。临床上遇到的疑难杂症，她会反复思索、翻书查看；对于临床疗效不理想的病例，她会查资料、查古籍，“有时为了一个疑难病例，常常要查资料到半夜。”吕培文说，“作为一个医生要治病救人，如果没有高超的医术，拿什么去救人。”
吕培文还强调：“我们不仅要治病，更要活人。”意思是说，不光只顾看病，而忽视了患者整体的情况，包括经济状况，不能病看好了，却没钱过日子。以前认为疮疡病是“穷病”，是说此类疾病常常是因为长期体质差、气血不足所致，疾病往往缠绵不愈。作为该领域权威专家，吕培文坚持将每周的门诊中保留一天为普通专家门诊，这样可以让患者省去一部分挂号费，“这点钱对一些贫穷的患者来说也是不菲的，能帮他们省一点就省一点。”吕培文说。
吕培文还说，一名医生，一定要有自己的“气场”。医生和病人交流的眼神、态度、语言，一举一动，甚至包括人品、作风，都是无形的“气场”。“有的病人来找我看病，会说‘还没吃药呢，我这病好像就好一半了’，我想这可能是病人对医生的信赖，对他的身体发挥了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医其实有着独特的优势，因为我们有望闻问切。”
吕培文解释，望闻问切这中医四诊里，切脉必不可少，这也是医者与患者产生直接肌肤接触的环节。当你在专心致志切脉的时候，感受着患者身体的律动，无形中会大大拉近彼此心与心的距离。“通过短短的几分钟，我们就要让患者体会到，你的疾病和痛苦，我能够感受得到，我一定会尽力救治的。”
前不久，吕培文收治了一个癌症放化疗后出现并发症的患者。这位患者的嘴唇全都烂了，只能用吸管喝水、吃流食，还伴有严重的疼痛。“我一看，心都凉了，但也不能就此放弃呀。”吕培文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患者症状减轻了，终于能张开嘴巴吃饭了。复诊时患者说：“接下来还有一个疗程的化疗等着我呢，同样的罪，我可能还得再遭一遍。正是因为有了像您这样的大夫扶持，我才有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不管多痛苦，我忍了，我要活下去。”
吕培文说，行医之路充满艰辛，为了精进医术，医生们常常要终身钻研、刻苦求索、不断实践，这种辛苦是其他行业难以体会的。但医生的幸福时刻也有很多，尤其是当患者痊愈的那一刻，他笑着对你道一声感谢之时，那种职业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也是其他人体验不到的。“医生不是全能的，并非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我至少能给他们减轻一点痛苦，我觉得挺高兴的。”
吕培文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以来，她始终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党员的职责和使命。她说：“人们常说‘又红又专’，对这个词我体会很深。早年间，我曾跟‘西学中’（即西医学习中医）老专家李维藩学习。李主任是一名老党员，他曾反复叮嘱我，医生就要‘又红又专’，两者缺一不可。一名医生，扎扎实实地做好临床工作，就是为党和人民做贡献的第一步。”
在20世纪60年代，吕培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过西北医疗队，支援甘肃省张掖地区的高台县、肃南县等地，后来她还去北京郊区密云扎根过一年。“我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没体会过什么贫穷和苦难，那些支援边远山区的经历，对我来说堪称一种心灵的洗礼。”吕培文说。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
吕培文认为，一方面要挖掘中医深层次的思维和逻辑，不断把自己的水平向前辈、名医大家靠拢，这是内功之“正”；另一方面要向西医同道、向老百姓不断宣传，让他们知道中医还能治这么多疑难重症，并且治得很好，这是外宣之“正”。只有内外结合、传承精华，才能将中医之路走得越来越宽广。
吕培文表示：“医术，是实现治疗目的的技术；医道，是达成治疗目标的智慧；医德，是恪守医家良知的操守。当前，全国正开展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工作，这恰逢其时，只有扫除害群之马，才能更好地保护医生的名誉，维护行业的清风正气。身为一个医生，虽不能包治百病，但要心怀患者，以患者之痛为自己之痛，尽全力进行救治。虽然我已经快80岁了，但和那些前辈比起来，我还只是个‘小学生’，我还要在中医这条路上继续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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