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30余年，她在胃肠道肿瘤的治疗方面享有盛誉。“每一位肿瘤科医生都是一部生命故事的存储器，女性对生命有着更加独特的感知能力。”沈琳说，“人性之复杂，人生之复杂，比医学问题复杂得多。”这位刚刚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医生，一直努力把人生变得纯粹，纯粹地扮演生命赋予自己的每一个角色。

　　沈琳儿时的梦想并不是做医生，尽管她的母亲是江苏徐州一家公社医院的内科大夫。母亲总是很忙，常常下乡出诊，顾不上照顾孩子，还总把上门求诊的乡亲们留下吃饭。在温饱都不那么容易实现的岁月里，沈琳和哥哥、妹妹们常会因此吃不饱饭。

　　尽管如此，命运还是让年轻的沈琳与医学结缘。在做了8年消化内科医生后，她考入原北京医科大学读研究生，师从当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临床胃病研究室主任、消化内科主任金懋林教授。

　　“金老师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沈琳说，自己跟着老师出了很多年门诊，亲见老师仔细听完每一位患者的倾诉，并常常因此吃不上饭。在老师的身上，她看不到一点架子。老师总是尽可能回应患者的每一个小要求，拟定治疗方案时总是会谦逊地征求患者和家属的意见。老师写的每一份病历都工工整整，患者病史及治疗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详实地记在里面。

　　“他很痴迷于自己的职业。胃癌不好治，他总是在琢磨，从不轻易放弃。这样不可以，就试试那样。”沈琳回忆说，老师总是为患者想尽一切办法。那时医院刚刚建起来不久，就100张床。医院没有床位收治患者，老师就把病床设在社区医院里，天天去社区医院查房。

　　沈琳说，自己是个急脾气，但从未对患者发过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老师的影响。“对患者必须有无限的同情心。肿瘤患者的生命是受到威胁的，他们是来寻求我们的帮助的，我们不帮他们，谁帮他们？”

　　女性特有的柔软与细腻或许可以给予患者更多的心灵抚慰，但竭尽全力仍无法挽回患者生命时，这种无力和挫败感曾在沈琳心里刻下一道道伤痕。

　　不过，这些伤痕也驱使她围绕临床实际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因为这些丰硕的成果，她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并担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胃癌靶向治疗新技术研究”项目首席专家……一系列荣誉背后是沈琳几十年的拼搏与坚持。

　　“研究不出新药，我拿什么给患者治疗？”沈琳常常这样问自己。消化系统的肿瘤不好治，每年却有近200万新发患者，占全国每年新发肿瘤患者的40%左右。沈琳常想，如果能让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高一两个百分点，付出多少努力都心甘情愿。

　　随着人生阅历的日益丰富，沈琳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好医生必须理性：“医患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医生对患者有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责任心，但这不代表医生要把自己卷入患者的人生悲喜中，因为那样会影响医生做出理性的判断，无法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她会告诉科里为去世患者放声痛哭的年轻医生，自己也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一名医生，在成长过程中为自己的心穿上厚厚的铠甲，不是冷漠，是必须。

　　沈琳喜欢当老师，对她来说，老师不仅能培育人才，还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我带出来的学生不可能都成长为精英，但只要在他原有的基础上有进步，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沈琳说。

　　沈琳曾有一名学生总是和同学、同事闹矛盾，她就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支起一张桌子，每天都带着这个学生上班，坚持了一年半。最后，这名学生顺利毕业，找到了还不错的工作，结婚生子。这让沈琳倍感欣慰。她说，这个孩子来自一个煤矿工人家庭，是家中的老大。他成才了，能赚钱养家了，整个家庭都会受益。

　　沈琳要求学生选定自己要走的路后，就坚定地走下去，得受得起那份苦。肿瘤学的知识更新太快了，教给学生方法，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我学习的能力是沈琳作为老师的目标。她努力在学生中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力求看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让每一个人的付出都能有回报。

　　“将来我老了，如果能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他们，让他们给我看病，那我就是名好老师。”沈琳笑道。

　　2011年，沈琳走上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的岗位。如今，总结自己10余年的管理者之路，她觉得，建立起规范的制度体系并公正公平地执行，是促进医院健康发展的法宝。自己分管的教学工作在这10余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医院的教学氛围越来越浓。说起这一点，沈琳很自豪。但她也坦承：“教育是个长久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持之以恒地努力。”

　　作为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把团队分成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不同的专业主攻方向，人员配备讲究梯队建设，每一个人在梯队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沈琳认为，在科室团队内应该营造一种良性竞争的氛围，有人做得好，其他人要争取赶上甚至超越他。

　　在医生、老师和院长的职业角色里游刃有余的沈琳，也有压抑在心里从未愈合的伤痛。2001年夏天，沈琳挚爱的父亲走了。尽管拼尽全力在最短时间内结束了在美国的进修，她仍旧没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

　　“我是医生，却没能为父亲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让他73岁就离开了我。”回忆起父亲，沈琳仰起头，忍住闪动在眼中的泪花。

　　父亲的离去以及多年来见证的肿瘤患者的人生故事都让沈琳深刻体会到：生命走到最后，最重要的东西其实还是亲情。也正是父亲的离去让沈琳一夜之间“长大”，承担起了更多的家庭责任。

　　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生死，沈琳觉得女儿能身心健康，能有一技之长足以谋生就好。作为母亲，她会引导孩子进步，却不会过于强求。去美国进修的那一年，沈琳把女儿带在身边。因为工作总是忙到晚上八九点的她，早早便开始培养和锻炼女儿的自理能力：让女儿自己坐车上学放学，自己安排课余时间，自己做点简单的晚饭。

　　“女性也能够成为职业领域里的佼佼者，尤其在医疗行业，女性成长的氛围和条件都是非常成熟的。面对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很重要。我作为管理者，也会为女性在职场的奋斗创造更宽松的环境。”沈琳希望，每一个女性首先要爱自己，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医护人员，根本没有能力爱患者”。

　　进入耳顺之年的沈琳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加清晰而纯粹的憧憬：不再勉强自己做不擅长的事，把自己喜欢做的临床和科研更好地做下去，最好能有时间多来几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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