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伟,艾登科技创始人,医药投资并购俱乐部专家成员,将在中国药科大学茗家资本创新药投资精英培训班中担任授课导师。今日,我们有幸对祝伟先生就目前医保体系及政策导向DGRs进行了一次访谈。
2006年,互联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祝伟萌生了创业的想法。起初,他希望可以涉足医药行业,但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国内的医疗市场比较封闭。于是,他便寻思如何把大数据应用在广告里面,创立了“秒针系统”公司并任CEO,引领中国互联网大数据落地的实践,获得联合利华、百胜集团等中外标杆性客户的高度认可。
秒针系统的成功并没有打消祝伟先生投身医疗领域的念头。2015年,祝伟先生经过长期观察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之后医疗健康市场的变化非常大;另外,中国的医药分家暂时没有实现。经过周密考虑,祝伟先生和耶鲁大学毕业的张华斌一起创立了艾登科技,尝试将“大数据”引入医疗管理、医疗支付;很快艾登科技迎来了第一个项目:和平安医保科技合作,给重庆市政府做整个DRGs的规划以及实践。祝伟先生说:“一开始是给重庆卫计委的22家三级医院进行DRGs的推广,我们也在2016年的时候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当时又赶上国家全面推广DRGs,于是我们在推行DRGs的路上也就越走越宽,越走越稳,目前开展已经遍及3000多家医院。”
目前,中国的医疗行业在迅速发展,但是我们存在着严重的过度医疗,医疗资源浪费较严重;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不该用的用了;2、可以少用的多用了;3、没做预防致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付出更多医疗资源;4、没做分级诊疗;5、价格虚高;6、欺诈。
过度浪费是拉低我国医疗效率的最大原因,祝伟先生提到,“我们也帮过医院去做过医疗效率的一个计划,我们发现在中国,45%的医疗费用是可以被节省的,是可以提高效率的。”这45%就是浪费,但是这从个体上很难有办法去解决,要从系统上通过国家去解决,以此减少医疗资源浪费。
中国目前暂未实行医药分家,大家看病按照项目付费,即医生开的药越多,收入越多。对于药厂来说也是一样,以前药厂的营销方式是做学术营销,鼓励多开药,提高销量。医院也是一样,科室越大,人越多,业绩越好。但未来医疗行业实行医药分家后,将从一个以量为核心,变成一个以价值为核心的体系,也就是“价值医疗”。“价值医疗”就是人们花更少的钱,获得更好的疗效。最典型的就是疫苗,疫苗是效率非常高的,大家花很少的钱,进行预防,然后患病几率大大降低,这样也就可以显著提高治疗效率,而不是生了病再去治疗。
祝伟先生认为,医药分家对整个健康体系来讲非常重要,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几乎都完成了医药分家的部署,1983年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完成了医药分家,之后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都相继完成了医药分家。医药分家是整个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有这样,医疗效率才会提高,过度医疗的问题才会改善,医疗行业发展的风险也将大大降低。
中国除了45%的过度医疗,中国还有40%是自费,这个是造成缺医少药的最主要问题。如果过度浪费的45%节省了,那么自费的部分就可以变成医保了,国家就能够做到全民健保。这个改变是让所有人都共赢的,而唯独那些效率低的药,吃不吃无所谓的药将会失去市场空间。所以当医疗效率提高的时候,可以促进新药和设备的研发,促进整个医疗行业的发展。
DRGs就是让全民减少过度医疗,节省医疗资源,增加医疗效率,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健康,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对将来的药企而言,医疗将会以价值医疗为取向,大家会知道做什么样的药才更有价值,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只要做量就可以。
从本质上来说,DRGs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更宏观的来讲,它是一个健康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更是一个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学问题。“能用有限的钱解决更多的问题,能让我们的医保解决更多的事情”祝伟先生笑言。
像这种从医保支付的改革,其实是非常底层的操作系统层面的改变,如医生、院长、医护以及保险、药厂,耗材会受到巨大影响,导致整个的医疗行业改变以前靠规模去赚钱的模式。DRGs在中国开展是困难的,因为中国太大了,医院太多了,地域太不平均了。
另外,DRGs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它是一个复杂技术,首先你要有态度,有技能,有工具;其次还要有激励手段;最后,由于DRGs等等一系列政策减少了代金销售,导致医生的待遇降低了,那么如何保证医生的收入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这相当于改变了医院的财务系统。数据的收集,作出指标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帮助院长把激励制度建立起来。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公正的建立这种快速的反馈体制,是改革的重点之一。
在我国,一些医院临床床位甚至能达到一万张床,而在美国最多的也就上千,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的人口基数多,也因为我国医疗效率相对较低。一个医院的医疗效率并不能由该医院的财务情况来反映,而是应该由这个医院的医疗水平来反映。财务情况只能反映这个医院开的药很多,量很大,所以整体来讲,医疗效率从系统上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DRGs以及中国很多政策如医药分家,分级诊疗,全科医生,多点行医,两票制等等,全是围绕着支付改革,提高医疗效率开展的。两票制是为了什么,减少浪费,中间环节不应该有那么多;“4+7”为了什么,就是把药价虚高降下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药,同质化的药的价格就应该降下来。
最后,关于投资机会,祝伟先生说:“所有可以提高医疗效率的,都是有投资价值的。比如第三方影像中心,检测中心,护理等等,都有很高的价值。药厂等也要着重做真正有价值的药,那些可有可无的药终将被淘汰。”
2014年被评为美国“广告时代”年度人物。拥有十余年医疗领域从业经验和超过20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同时是国内最早将大数据技术投入生产实践的行业开拓者。先后获得首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和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历任麦肯光明广告公司、上海广告公司高管职务。自主创业后于2006年创立秒针系统并任CEO(中国领先的全域营销数据与技术服务提供商),引领中国互联网大数据落地的实践,获得联合利华、百胜集团等中外标杆性客户的高度认可。2016年创立的艾登科技,综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和医疗领域的整合优势独创HERO模型,为中国3000余家医疗机构提供大数据的优化实践,助力支付改革,实现“让所有人享有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宏大愿景。目前艾登已拥有20余项国内外发明专利,为保险和医疗行业提供丰富卓越的解决方案,获得了市场的高度好评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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