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的艾滋病传播趋势，多位与会专家指出，知行分离是青少年艾滋病防控中的一大难点。
    

一项2019年关于北京市和天津市部分青年学生的调研显示，92.3%的人接受过预防艾滋病教育，且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合格率达到了95.5%。然而，这些学生的态度合格率仅为56.31%，行为合格率仅为27.03%。
    

“想要改变学生的行为，仅仅从知识维度入手是远远不够的。”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教授马迎华说，目前，我国预防艾滋病教育的设计大多基于生殖健康与性病预防知识，期望能培育出学生积极的健康态度，从而影响学生的行为。然而，知识的转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防范能力和经验的匮乏会导致高危行为发生。因此，基于行为建立与改变的预防艾滋病教育至关重要。
    

马迎华介绍，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编写发布《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行为改变培训手册》，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该手册将福格行为模型、“象与骑象人”等心理学理论融入促进青年学生健康行为重塑的实际培训中，设计了多类情景模拟，为教师和同伴教育者设计预防艾滋病教育方案打开了新的思路。
    

“学生知行分离严重，还体现在重点人群主动检测意识薄弱。”在郑州大学校医院工作多年的姜峰，对本校学生的情况非常了解。作为疾病预防控制科副主任医师，姜峰在推进校园防艾工作中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他坦言：“学校办学规模大、在校生人数多、校区分散，造成校园艾滋病防控工作困难多、情况复杂。”
    

为了推动学生从“知”向“行”转变，郑州大学校医院与公共卫生学院、美术学院等院系一拍即合，组建了多个校园防艾社团，通过建立“互联网+”检测促进工作机制，培训学生志愿者针对校内重点人群开展检测促进，完善和优化校园检测途径。“让年轻人走近年轻人，让年轻人影响年轻人。”通过推行这一基于同伴教育的创新工作模式，姜峰发现，2023年校内学生HIV抗体主动检测率明显提升。
    

在高校防艾工作中，学生志愿团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项目二部主任曲美霞介绍，在该协会开展的新时代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及综合干预试点项目中，50余支学生干预队伍建立起来，涵盖来自10个省份50所试点院校的1200余名志愿者。
   

“我们创新利用‘缩小包围圈’的方式，以班级、宿舍为单位，通过匿名的风险评估问卷了解重点人群的大致分布，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志愿者的优势，开展针对性的宣传、干预活动，切实提高了学生重点人群接受艾滋病防治服务的可及性，从而促进其行为的改变。”曲美霞说。

经过多年研究探索，青少年艾滋病防控聚焦的工作对象不断细分，为精准施策打下了基础。
   

“经调研发现，与高中生相比，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较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国艾办政策协调部主任刘惠关注到，中职学生所接受教育偏职业化，且住校比例较高，受长辈约束较少，因此接受的预防艾滋病教育、性教育更加不足。
    

为了深入了解中职学生对于性教育的需求，刘惠及其团队在广东省广州市、四川省成都市、山东省济南市各选取了5所中职学校，对在校学生、教师、相关负责人及当地疾控机构人员等256人进行了访谈。调研发现，各方均认为中职学校开展性教育十分必要，且有良好的性教育开展环境，但缺乏专业师资和权威教材。
    

“目前，大多数学校采用学科融入式课程进行性教育，例如将性教育嵌入主题班会、心理健康讲座等。我们希望政策制定部门进一步明确学科融入式课程中性教育教学的衡量标准以及性教育的内容、范围，提供教学教材和指南。”此外，刘惠建议中职学校加强师资培训，增加相关教师与专业人员的交流，探索建立合作开展性教育的长效机制。
    

除了在校学生外，校外青少年群体同样受到关注。中国疾控中心开展的一项艾滋病病例研究显示，2020年，我国新报告的15～24岁HIV感染者中，77.8%为校外青少年。刘惠介绍，相较于在校MSM人群（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校外MSM人群有更高的HIV感染风险。一项关于我国7个城市（天津市、辽宁省沈阳市、福建省福州市、山东省青岛市、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深圳市、海南省海口市）1407名16～24岁校外青少年MSM人群的调查研究显示，该人群HIV感染率较高（4.4%)，且不知晓自身感染状态的比例较高。
    

“这提示我们，目前艾滋病防治服务的覆盖面有待扩展，需要进一步思考防治服务到底是跟群体走还是跟场所走，提高对校外青少年MSM人群的重视程度，寻找合适抓手，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宣教、干预工作，将检测工作做得更宽、更深一些，减少艾滋病的传播。”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国艾办计划督导部主任徐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