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健康”在2018年迎来了一波春意。4月26日，国办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大力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科技正在突破传统医疗的铜墙铁壁走向更高层次的协同，推动中国医疗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保障体系转变。

供给与需求之辩

 供需关系是市场活动的基础逻辑，也是一对运动变化的矛盾体。对于医疗行业供需关系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不同的商业模式对于供求实现的路径选择。

以需求刺激供给，进而重塑供给侧，实现供需平衡，这套互联网的供需规则在简单、标准的需求领域屡试不爽，如出行、金融、资讯、生活服务等概莫如此。但在复杂、非标的医疗服务领域，流量为王的法则是否适用，还需重新审视。

事实上，医疗需求是个复杂、长期而又个性化的需求。方正证券分析师张常新曾将用户就医流程拆分为 9 个重要环节：健康管理、自诊、自我用药、导诊、候诊、诊断、治疗、院内康复、院外康复(慢性病管理)。 这 9 个就医环节包含了用户所有的医疗服务诉求点。用户需求越强烈，服务价值就越大。其中，尤其以诊断和诊疗服务最为刚需。

从用户需求出发，如果互联网医疗平台仅能提供挂号、咨询等浅层服务，无法深入到诊疗环节，不能解决核心看病、就医问题，其服务价值就会非常有限。我们看到，早期线上“轻问诊”持续多年一直无法爆发，即使BAT等流量巨头也鲜有根本突破的核心原因即在于此。

而从医疗服务总量和卫生费用总支出两个指标来看，中国的医疗服务市场连续多年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始终处于一种无法有效满足的状态。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2017年1-11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73亿人次，连续4年高幅增长。近五年来，中国卫生费用总支出也一直保持近 20%的增速。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慢性病加剧，未来这两个指标仍将保持在高位。

与医疗服务需求井喷相比，我国的医疗服务供应却呈现出极度的失衡。首先，我国医疗服务总量不足。2016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 比例始终维持在6.2%，远低于美国的17.1%以及日本的10.2%。其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我国东部11个省有998家三级医院，而中西部21个省份只有1125家三级医院；数量占比仅1.28%的公立医院承担了超过30%的诊疗服务；三级医院病床使用率高达99.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为55.9%。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曾报告称，我国持续多年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是医疗服务供给增量无法满足过快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所致。中国医改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医疗供给侧改革，提高医疗服务供给、改善医疗资源分布。

 即使在医疗服务高度市场化的美国，也不难发现医疗服务供应决定医疗需求的逻辑。美国凯撒集团拥有38家医院、1.8万名医生、600多家社区全科诊所，形成了成体系的医疗资源供应能力。借此服务能力，凯撒集团可以为会员提供涵盖健康管理、医疗服务、健康干预等一系列的连续、主动服务，使得凯撒1000余万会员的健康指标在联邦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险中连续多年排名第一。凯撒集团也成为全球运营最成功的HMO。

 不难发现，互联网医疗表面的核心竞争力是“得病患者得天下”，而尤其是在中国公立医院占主导、医生自由执业尚未落地、资源配置失衡的情况下，实际上真实的逻辑是“得医院、医生者得患者”。“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商业模式中，必须在医疗服务的供给上掌握优势，通过整合线下医疗资源形成壁垒。

 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给互联网科技企业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意见除了认可依托实体医疗机构开设互联网医院外，还积极鼓励医疗机构应用互联网技术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推进远程医疗服务覆盖全国所有医疗联合体和县级医院。这无疑是给了互联网一个牵手医院的大好机遇。

 即使市场再喧哗，“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根本突破在于价值的回归。至于行业从业者是从需求端发力获得流量突破的“南坡“迈进，还是从供给驱动嵌入式发展的”北坡“攀爬，其核心还是要回到解决用户根本痛点的需求，这是每一个登山者的“大本营”。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