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缓睁开双眼，宋然（化名）的意识尚未恢复。只有胸口浅浅的一丝痛感让她明白，这一次晕厥，又是埋在皮肤下的心律转复除颤器救了自己一命。

宋然是一名长QT综合征（LQTS）患者。这是一种遗传性离子通道疾病，发病时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毫无征兆地晕厥或由恶性心律失常导致的心脏骤停。从4岁确诊后，长QT综合征已经跟着宋然走过了40个年头。

这次意外发生时，宋然刚刚从车子的副驾驶换到驾驶位上，准备启动车辆和朋友们一起外出游玩。“好在当时车还没开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清醒后的宋然有些后怕，却也庆幸自己植入了S-ICD（皮下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正是这个小小的装置在每一次晕厥晕厥出现时，及时发现异常并对宋然实施心脏电击除颤，让她能够“死里逃生”。

抢救成功率仅1%的心脏性猝死

在确诊长QT综合征后，宋然曾一度过了十几个提心吊胆的年头。尽管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但这种治疗方式并不能彻底避免晕厥的出现。

在宋然的记忆里，由于谁也无法判断哪一刻会发病，每一次出门，自己的身边都必定有家人陪着。开始校园生活后，小女孩也一直都是同学和老师照顾的对象。身体的原因导致宋然从未体验过在体育课和课间的游戏和活动，甚至老师都不会要求她特别努力地学习，各方面都要以身体不出问题为第一条件。

从基因上生出来的疾病，让宋然在担心发病的焦虑中走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

“患者是一个典型的一型长QT综合征患者，这类患者的特点是在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容易出现晕厥甚至猝死，比如情绪激动或运动跑步的时候。”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主任医师李学斌介绍，宋然的心脏结构正常，射血能力正常，也没有其他疾病，唯一担心的就是长QT综合征导致的晕厥和心脏性猝死。

这个一直威胁着宋然生命的心脏性猝死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这是一种由于各种心脏原因引起的自然死亡，一般认为是急性症状出现后1小时内突然出现的意识丧失、意外死亡。

容易出现心脏性猝死的不仅仅是长QT综合征患者，冠心病曾经发生过心肌梗死者、心脏射血分数过低者、心力衰竭患者、有严重室性心律失常史者、曾经发生过心脏骤停者、有心脏性猝死家族史者等，也都是心脏性猝死的高危患者群体。

一项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的心脏性猝死发生率为41.84/10万，心脏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高达54.4 万/年，位居全球各国之首。

“换句话说，在我国，每分钟都会有1个人死于心脏性猝死。”李学斌教授说道。

心脏性猝死作为目前最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来势凶猛，死亡率高，让人措手不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心脏性猝死大多发生在院外，所以抢救成功率极低，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也仅为5%，在中国甚至不到1%，患者常常因为得不到快速、有效的心肺复苏和体外除颤治疗而失去生命。

保命ICD

对宋然来说，“保命”的转机出现在1997年。

当时已经步入大学校园的宋然再一次犯病，宋然丝毫不敢懈怠，第一时间来到医院进行复诊。这一次，医生提出了一个她此前从未听说过的治疗方案——植入ICD（ICD 可分为经静脉ICD和S-ICD两种，一般指经静脉ICD）。

医生所提到的ICD，中文名为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植入人体内的电子装置，可用来防止恶性的过快的心室率所带来的危险。被植入人体后，ICD每时每刻都在监测心律是否正常，一旦人体出现室速或室颤等心律失常，ICD可以立即出手，在心律失常发生10至20秒内释放电击除颤，这段时间内的除颤成功率几乎达到100%。

正因如此，ICD已经成为预防心脏性猝死最为有效的治疗措施。据李学斌教授介绍，对于可能出现心脏性猝死的患者，医生在进行适当的评估后，会为其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可能包括药物治疗、心电生理检查和ICD装置植入等，治疗方案之间并不冲突。尤其对于长QT综合征部分患者而言，药物和ICD治疗可以说是主导治疗。“可以说，ICD对于具有心脏性猝死较高风险的患者而言，就是一个埋置在体内的保命装置。”

对于当时的宋然来说，ICD太过陌生，甚至这项技术和产品在中国也仅仅才开始应用不足十年。但出于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宋然还是毅然决定装一个。

2000年，宋然走出大学校园后植入了人生第一台ICD。

这次手术给宋然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这个病最怕的就是焦虑，自从装了ICD，心里有了底，就再也不害怕了，发病频率也降低了，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正式步入职场后，即便当时那份工作需要长时间奔波出差，甚至繁忙时也要熬夜加班，但宋然和家人却再也不用再像从前那样小心翼翼。

时至今日，ICD在中国应用已经有30年。ICD本身也已历经了几代产品更迭，从最早的开胸植入、仅具备除颤功能，到今天成为可经静脉或皮下微创植入的电子装置。

即便如此，我国的ICD植入量与实际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国家最少有10万台的ICD植入需求，但现实是目前每年只有5000-6000台。”对于这样的现状，李学斌教授忧心忡忡。

据了解，根据心血管病防治指南，目前我国已有针对心脏性猝死的一、二级预防标准和措施。其中，一级预防是通过临床诊断，发现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并尽早植入ICD。而二级预防则是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患者实施预防，通过植入ICD防治心脏性猝死。

但是目前我国植入ICD的大多还是二级预防患者，这意味着大批的一级预防患者仍然被心脏性猝死威胁着。“我们还是呼吁相关患者植入ICD，毕竟猝死一旦发生了，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李学斌教授说道。

S-ICD开启心脏性猝死预防新篇章

宋然原以为生活就会这样一直在ICD的护航下安稳度过。但意外还是来了。

2008年，宋然出现了植入部位的囊袋感染，医生为其进行局部清创后将ICD取出消毒，然后再次植入。不久之后宋然的左前胸囊袋再次出现局部的反复感染，于是，医生将其左前胸的囊袋取出，并重新在右前胸重新植入了一个新的ICD及电极导线。

好景不长，自2013年开始，宋然又一次开始出现寒战、高热，医生诊断其为感染性心内膜炎，并对其进行了抗菌素治疗。这次治疗久久都不起效，2014年4月11日，宋然在医生的建议下转入北大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此时，宋然的ICD除颤电极植入已经达到17年之久，ICD导线附着了巨大赘生物，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感染。“当时的治疗方案就是把长了赘生物的导线和ICD彻底取出来，但是取出来之后，我就没法再装了。”

宋然陷入了两难境地。ICD还能再装吗？如果不装，猝死将再一次威胁到她的生命，但如果要装，感染的风险只会越来越高。在这之后的一年里，宋然和主治医生李学斌一直在寻找更为合适的治疗方案。“很快我们就了解到，第一代S-ICD（皮下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已经投入临床应用了，只不过中国还未正式开始应用。”

和传统的ICD相比，S-ICD系统通过皮下植入，不接触心脏和血管，能够彻底杜绝可能的血管损伤、减少潜在的系统感染风险，保留了静脉通路，避免经静脉导线植入或拔除的相关并发症，为心脏性猝死的高危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为了帮助宋然找到一台S-ICD，李学斌教授找到了研发出这个产品的波士顿科学公司，双方经过沟通后，决定为宋然提供一台S-ICD，以解燃眉之急。

2015年5月26日，宋然正式用上了国内第一代S-ICD。“从2015年到2018年我的心脏一直不太稳定，幸亏有了这台S-ICD，很多次都及时进行了除颤。”宋然回忆道，有时候发病还没出现晕厥，她能够清晰地感受到S-ICD工作的效果。“就像是一个大拳头砸在胸口，虽然皮肉会有一点点疼，但那种感觉很踏实。”

直到2018年，S-ICD升级到第二代，相比第一代产品体积更小，电池续航时间更长。恰逢宋然身上的S-ICD电池即将耗尽，于是李学斌教授又为宋然更换了第二代S-ICD。

“对于宋然这类患者而言，S-ICD是最好的选择。”作为我国处理起搏系统感染及故障最有经验的专家之一，李学斌教授说道，“从效果上来说，S-ICD电击治疗转复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与传统经静脉ICD相同。且S-ICD更适合年轻、不需要起搏以及高感染风险的患者，例如曾经发生过装置感染的患者、终末期肾脏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或者长期处于免疫抑制的患者等。”

随着身体状况的逐渐稳定，宋然已经开始规划起接下来的生活。“我也想找一些合适自己的、自己也感兴趣的事情做。”

而李学斌教授也将继续在守护患者心脏的第一战线上。“希望更多心脏性猝死的高危患者尽早用上ICD，回归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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