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筱的父亲是“老三届”毕业生，曾在基层医院做过院长。小时候，杨筱就喜欢翻看父亲书桌上的资料，虽然看不懂，但却对当时在职上大学的父亲毕业论文的题目印象极深：《论医德》。“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很多人”，这个朴素的想法，慢慢在杨筱心里被抽象成了“医生”两个字。高考填报志愿，除了学医，杨筱没给自己留第二条路。

　　18岁那年夏天，杨筱考进华西医科大学。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的彭芝兰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加了大会。从北京回到成都后，彭芝兰为全校师生做了报告。台下的杨筱仰着头听完了全程：“在我们那一批女孩子心里，卓越的、优秀的女性，就应该是彭老师这样的。”几年后，杨筱考上彭芝兰的研究生，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彭芝兰曾赴莫桑比克执行为期两年的医疗援助任务。受老师的影响，有一些小小的火种在杨筱心底埋下了。

　　32岁那年，已经是妇产科主治医生的杨筱调剂进入北京协和医院超声医学科，跟随姜玉新教授攻读博士。一贯热爱尝试、愿意挑战的杨筱从零开始，拓展了人生和事业的全新领域。

　　2018年，杨筱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习。一天，科室微信群里的提示红点越冒越多。点开，她看到了医院援藏医疗队的报名信息。“心里的小火苗一下就被点燃了，可当年还回不来，我就提前申请了第二年的名额。”

　　回国后，知道自己的申请获批，杨筱开始着手做功课。她一个个电话地打，了解接受帮扶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需求。她不只是问超声医学科，还把各科室挨个都问了一遍。“超声科室是服务于各临床科室的平台，得满足各类疾病诊断的需求。”要带动大家做什么，自己需要做哪些知识和技术储备，杨筱光是“备课”就用了好几个月。

　　2019年夏天，杨筱拖着行囊，踏上雪域高原，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西藏有浩瀚的天空和苍茫的大地，有洁白的神山和蔚蓝的圣湖，而与之相伴的是所有初来高原的人都必须要过的缺氧关。

　　不到西藏，可能不会有人能真正了解当地居民的生存状况。在藏期间，杨筱非常依赖手机里帮助提醒相关事项的应用软件。身处高原，很多事莫名其妙地就忘记了。软件整天追着她“滴滴”“滴滴”地响。杨筱不想让高原反应成为任何“拖延症”的借口。

　　一边适应高原，杨筱一边迅速进入工作状态。而当地的同事和患者也让这个过程变得比想象中简单很多。“那里人好，酥油茶、酸奶、藏面……同事和患者经常给我们送各种好吃的。”杨筱回忆，语言不通，没有翻译助手时，患者之间就相互帮忙。对于援藏医生，百姓更是无比信赖和感激。他们一声声“安吉拉”（藏语，意为天使）地称呼着，常常让杨筱湿了眼眶。

　　对当地与内地医疗水平差距的清醒认识，让杨筱心理压力很大。首当其冲的是缺人。杨筱希望学习协和医院超声诊疗模式，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引入医辅人员。这一举措说起来简单，但要在现有人事政策下去突破、改变，招收合适的人员，杨筱只能三天两头地往人事部门跑，跟他们“磨”，“好多次都觉得大概做不起来了”。好在，“磨”了一年之后，杨筱终于还是做成了，把医务人员从烦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只做专业的事。杨筱笑着说：“能不厌其烦地去‘磨’一件事情，这算不算女性的韧性在工作中的一个优势？”

　　其次是缺技术平台。医院PACS系统落后，不能满足存图随访等需求，临床科研很难开展，医疗质控也成问题。杨筱带领大家一起努力，从提出申请，到招标、设计、测试、正式上线，也花了一年时间。

　　再有就是缺地方。原本，医院内住院患者、急诊患者和门诊患者都在一起。因疫情防控的要求，杨筱带领大家在急诊区域修建超声诊室和超声值班室，将医院长期缺急诊超声诊区的问题解决了。

　　为了完成已经启动的几项重要工作，杨筱主动申请将一年的援藏期限延至两年。第二年，杨筱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先后负责医院基建、科研和教学工作。

　　“第一年盖科室的‘房子’，第二年盖医院的‘房子’。”杨筱的身份，也从一名学科带头人转变成了医院管理者。在这个全新的领域面前，杨筱再次当起了学生，用她温柔而坚定的方式，一步步推着科室和医院往前走。

　　杨筱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性天生就具备更强的共情能力，在工作中，她常常会做一些本职之外的事。她和因为家庭问题影响工作状态的科室女同事分享舒婷的《致橡树》，希望她明白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因为援藏期间对女儿陪伴的缺失，她也曾有过自责和困惑。在与那些进藏多年的女干部共同工作和交流中，她找到了最好的答案。她领悟到，正是一批批进藏干部、援藏干部的付出，西藏才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些妈妈们，跨越万水千山守护这片神圣、美丽的土地，本身就是对孩子们精神的滋养。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对孩子的一生都会有深远的影响。”说到这，杨筱的眼眸里闪着泪光。

　　从西藏回到北京这半年时间，杨筱的脸颊从“高原红”又变回了“协和白”。为了方便患者，协和医院各个病区、门诊之间都有连廊。“一大早进来，天黑了才离开。只有休息日才能晒到太阳。”杨筱说，回来后，虽然身体还需要恢复，但身边的人都开玩笑说她“精神矍铄，干劲十足”。

　　因为义诊，杨筱曾走到了西藏阿里的国境线。那里有怒吼的风，绵延不绝的山，苍茫荒凉的草地，翱翔的雄鹰和奔跑的羚羊。可即便是在这人烟稀少的边境之地，也依然有无数建设者卧冰雪、斗严寒、抗缺氧，用肩拉背扛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开辟高原天路。

　　援藏期间，杨筱结识了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援藏干部，他们身上闪动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例如“80后”援藏干部王岩，为了让阿里地区并入国家大电网，他在海拔4700米的措勤工作了3年，不到40岁，头发却已花白。但正因为他和同事们的付出，阿里时刻面临停电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去西藏这一趟，我收获的远比付出的多得多。”这是杨筱的心里话。家国情怀已经借由一个个令人动容和震撼的片段深深刻进她的心里。而在她心里，西藏也成了比故乡更亲近的地方：“只要西藏需要我，任何时候我都在。”杨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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