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止于至善。真正的医生不仅具备高超的医术和深厚的医学知识，更要有诚信、真诚、无私、慈悲的医德。
截至2021年底，我国医师数量已达428.7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医生自踏上行医之路，便始终践行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用丰富的经验、知难而上的精神，帮无数患者解除病痛、延续生命。
《生命时报》开设“对话良医”栏目，记录他们的故事，以及对“从医”和“治病”的思考与感悟。
“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始终是我恪守的信念，我只是一个普通医务工作者，愿意做医疗健康事业的铺路人。”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的王祖贻教授，这样回顾自己60多年的从医之路。
他坚持出门诊和查房直到近90岁，如今虽已退休，但仍经常上网看外文医学杂志。
王祖贻说：“年轻医生工作太忙，我有时间，我多看看，帮他们找些有用的资料，将最新的进展告诉他们，希望帮他们更快地成长。”
《生命时报》第1746期头版
1927年，王祖贻出生在浙江象山。那个时代，疟疾、痢疾、霍乱、结核等传染病肆虐，县城缺医少药，许多人会被病魔轻易夺走生命。
深受触动的王祖贻，自幼就崇拜能治病救人的医生，立志做一名好医生。“我喜欢理科，生物和化学在全班一直是最好的。”1948年，王祖贻考上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海外优秀人才响应祖国号召，归国任教。正读大学的王祖贻有幸赶上了这个好机会。留学美国的马寅初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王祖贻回忆道，马寅初校长的办学理念是要为人民服务，培养符合祖国建设实际需要的人才。“他给我们讲课说，一定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他60岁了还在不断学习、坚持授课，这对我们的鼓舞非常大。”
解放初期，20岁出头的王祖贻对共产党的理解没那么清晰，只觉得国家缺医少药，自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好医生，“校长和老师的榜样力量给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
“那时没有教科书，我们都靠抄笔记。”王祖贻笑着说：“一下课，同学们都直奔图书馆抢位置、温习笔记、看书、查资料。学好医学是很艰难的，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在校学习是打个好基础，毕业后也要继续努力学习，才能跟上医学的迅猛发展。这些大家都牢记在心。”
1954年，王祖贻从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安徽省卫生厅第一门诊部，而后又进入安徽省立医院内科工作。在同事、后辈眼中，王祖贻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代言人。从做住院医师到担任科主任，他一直努力工作、发奋学习、认真查房看病。无论什么样的病人，什么类型的疾病，王祖贻都会积极查资料，了解最新进展。
“书看多了，知识丰富了，自然会出成绩，病人和同事也会更信任你。”王祖贻被同事们称为“省医活字典”。血液内科学术主任孙自敏说：“王祖贻教授做事非常认真，只要看到新东西，就会讲给我们听。”
“一位国外的图书馆馆长说过，科研人员一天不看书就落后800年。看书学习对医务人员的重要性同样如此。”王祖贻的家里、办公室里、诊室里，都要放书籍、杂志期刊等材料。
看病过程中若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立刻查阅。“一是希望能给患者更科学有效的治疗；二是患者看到你为了给他看病，在谦虚、努力地学习，也会受到鼓励，信任你的治疗。”王祖贻说：“人类认识疾病是没有尽头的，现在生命科学和医学进步这么快，治疗手段不断迭代更新，医生没有大量的知识储备，根本无法应对患者。”
如今，血液病的诊断和治疗已进入分子医学和基因靶向时代，诊疗方法日新月异。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让医生可以随时随地查阅文献资料。
王祖贻认为，要做个好的现代医生，就必须用好互联网、学会利用各种学术平台和检索工具，及时了解国内外医学前沿动态，不间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如今，96岁高龄的王祖贻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仍然会坚持上网看文献，“如果网坏了，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着急得要命”。
20世纪上半叶，我国血液病领域一度非常落后，直到七八十年代才逐渐独立为专科。
“最初，我院将血液疾病、内分泌疾病、消化道疾病都放在大内科一起收治。当时我是科主任，通过学习了解到国外大内科分设三级学科的模式，于是提出了效仿的想法。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院最终将大内科分为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血液内科、内分泌科、肾脏内科、消化内科等，我选择专攻血液内科。”王祖贻说，他们是安徽省第一个分设三级学科的内科体系。
20世纪80年代末，王祖贻的团队成为国内最早开展骨髓移植的团队之一，完成了安徽省首例异基因骨髓移植。
20世纪90年代，国外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CBT）刚开展，国内也有医院开始探索。“我国骨髓供者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要，一旦CBT成功，会使更多等待治疗的恶性血液病患者受益，因此这样的临床创新应用十分必要。”
年轻时的王祖贻（右一）与同事们开展外周血干细胞采集工作
在一次血液内科会议上，孙自敏拿出了一份详细的CBT科研项目计划书。讨论中，王祖贻支持孙自敏主持开展科研工作。
“当医生就是要以解决患者的问题为主。作为科室的大家长，我的任务更多的是给年轻人铺好路。”王祖贻回忆道，血液内科先办了个CBT学习班，在医院的支持下建立了4间层流洁净病房。在孙自敏的带领下，团队每天早晨对每一个患者的病情进行细致讨论，边实践边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例经过CBT治疗的恶性血液病患者都获得了较好的结果。“每个人都高兴极了！”王祖贻说，团队更有干劲，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治疗方案，短短几年内已经成功移植近百例，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如今的安徽省立医院血液内科已成为全球年脐血移植数量最多的移植中心，各地患者慕名前来。
王祖贻表示，现在科研创新的环境越来越好，对年轻人来说是幸福的时代，但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具备许多条件。除了医院领导重视，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创新风尚外，更需要有一批优秀并且肯吃苦的人才，有一个团结的团队，有全院各科室的支持配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理工科的知名大学，在医院加入后，提出并践行“理工医交叉融合、医教研协同创新、生命科学与医学一体化发展”的“科大新医学”理念，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医学创新成果。“我听到这些好消息很高兴。虽然我老了，帮不上什么忙，但我还是深切地希望，医院未来能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多做一些贡献，我们血液内科团队能在恶性血液病的治疗和研究领域多出新成果，造福更多患者。”
当记者问起“医学创新像是一场冒险，医生要如何权衡患者健康和疗法创新”时，王祖贻立刻纠正道：“绝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去冒险！开创新疗法的前提，一是坚持科学性，医生必须进行充分、深入、全面地学习；二是医生要为患者考虑，提前设计多个处理方案，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当然，患者的理解也很重要。医疗不可能没风险，但风险不只是患者来承担，医生也希望将病治好，如果手术失败了，医生会非常痛苦和烦恼。”
当前，医生的工作强度高、执业压力大。对此，王祖贻频频摇头：“这很难啊！”他告诉记者，他出门诊时只需要看十几个病人，每个都能仔细诊治，但很多年轻医生每天要面对数十乃至数百个病人，有的病人可能只得到几分钟的问诊时间。“信息不对称、沟通不到位，满意度当然不高，矛盾纠纷自然也就来了。”
王祖贻认为，医院一定要重视人才，营造优良的临床和科研工作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并逐渐提高待遇。
其次，要不断加强教育引导，让医务人员有责任、有压力、有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发奋学习，对待病人如亲人。
最后，医院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如疑难病的讨论制度、会诊制度、学习制度、晋升制度等，既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也便于医生在规范、稳定的工作环境中持续成长。
另外，全社会要营造尊医重卫的环境。“一代代医生的不断成长，首先受益的还是患者。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可能成为患者，对医生多一点包容和理解，其实也是对个人和后代的生命健康负责。”当前的医疗水平仍远远达不到治愈每个病人的理想目标，因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重视医学科普，提升老百姓的健康素养，使其降低不合理预期，理性看待医患关系。“理解医学的规律，懂得医生的难处，只有这样才能留得住医疗人才。”
虽然医疗人才供给不足是影响医疗服务质量的一个客观因素，但在王祖贻看来，主观因素也必须关注。
“比如，医生自身是否足够努力，是否有慎独和自省的精神，是否在诊治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医务人员必须带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任劳任怨，努力为患者解决问题。”王祖贻说，他时常会因为工作做得不够完美而感到愧疚，“是人就会有疏漏，就会犯错误，医生更要经常自省”。
最后，王祖贻表示，成为一名好医生，首先必须爱国、爱党、爱人民，为人民考虑，为患者考虑，有这个信仰支持，才不会走弯路、走错路。其次，医生这个职业既崇高又辛苦，想做好医生就必须努力学习、严于律己，不断提高医术，在病人身上多下功夫。“相信年轻人会比我做得更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宣传与统战部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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