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罗教授指出，近年，新型抗肿瘤药物呈井喷式增长，不仅为临床治疗带来了更多、更优的选择，也对临床合理、规范用药提出了全新的挑战。由于新型抗肿瘤药物在治疗、安全以及经济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临床医师与药师应重点关注新型抗肿瘤药物的超适应证使用、不良反应监测以及患者的治疗价值等，以提升肿瘤患者临床用药规范，改善患者的治疗获益。

随着肿瘤循证医学研究的不断探索，具有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用法不断涌现，并被国内外各大权威指南推荐，如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等。但由于药品说明书滞后于临床实践，部分具有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药物使用未能及时在药品说明书中明确规定。因此，肿瘤诊疗指南成为临床决策以及方案执行的重要依据，这也使抗肿瘤药物的超说明书使用难以避免。方罗教授强调，抗肿瘤药物的超说明书使用这一现象常见，但并不代表其合理。临床医师与药师应严格依据相关管理制度与技术规范，进行超适应证治疗，并密切监测患者临床表现。

在不良反应监测方面，方罗教授指出，新药不断上市，尤其一些新型抗肿瘤药物的不良反应认识不足，致使临床医师与药师对其不良反应重视程度相对较弱。但在实际临床应用中，新型抗肿瘤药物亦会发生致死性不良反应，如抗血管生成药物可引起胃穿孔。此外，由于新型抗肿瘤药物未经过广泛的临床验证与安全性考验，还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临床医师与药师应重点监测药物不良反应，以进一步完善相关数据，提高用药安全性。

除安全性及有效性外，临床医师与药师也应综合考虑患者自身经济状况，重视肿瘤患者的治疗价值，在有限的治疗成本前提下，使患者获得更长的生存时间与更好的生活质量，优先选择有成本-效果优势的药品。

此外，方罗教授还强调，精准识别获益人群、居家患者药物管理以及医院外药品使用等方面同样是肿瘤患者临床用药规范的重要考量内容。随着国家政策的颁布，肿瘤患者临床用药规范已上升至质控层面，这为提升患者治疗获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以免疫疗法为代表的新型抗肿瘤药物广泛应用于临床，并为肿瘤治疗带来“革命性”变化。免疫治疗已经成为继化疗、靶向、内分泌治疗外的第四大抗肿瘤药物治疗模式。

方罗教授表示，自Coley Toxin应用开始，免疫疗法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并演化出ICIs、过继细胞疗法、溶瘤病毒等众多新型免疫疗法，但其作为独立的“武器”应用于肿瘤治疗不过数年时间。因此，相较于化疗及靶向药物，临床医师与药师尚未能充分了解其安全性。临床医师与药师应加强药物评价与安全性监测，完善研究体系与真实世界数据，以强化新型免疫药物不良反应意识，提高不良反应预防及处理能力。以溶瘤病毒为例，虽然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流感样症状以及注射部位局部反应，但不良反应的监测和预防都很重要。

作为医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药剂科在患者与临床科室之间构建了一座沟通桥梁，并在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与改善患者生存获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方罗教授表示， 药物临床研究的入组患者同质性较高，但在真实世界应用中，患者之间体质存在明显差异，且用药情况更为复杂，因此药物剂量、疗效及安全性难以一概而论。因此，基于患者代谢行为、体内药物暴露量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等因素开展的剂量研究以及监测是药剂科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以保证药物在治疗窗内充分发挥抗肿瘤作用，减少毒副反应的发生。

此外，由于肿瘤的特殊性，药剂科团队应着重关注患者的居家用药及医患沟通。因此，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药剂科搭建了肿瘤患者管理平台，并依托院内丰富的临床药师资源进行肿瘤患者居家用药管理以及科普宣教工作，增加医患双方沟通、交流，提高患者居家用药安全性、依从性，切实改善患者治疗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