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叔逵教授：通常所说的肝癌是指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其中包括肝细胞癌（HCC）、肝内胆管癌（ICC）、HCC-ICC混合型以及其他少见类型。肝癌是全球范围内常见且高发的恶性肿瘤。中国人口不足全球的五分之一，但中国肝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接近全球的二分之一。由此可见，中国是肝癌高发国家，且具有沉重的社会负担。并且，肝癌是一种具有高度异质性的肿瘤。无论是肝癌的发病原因、流行病学特征、分子生物学行为、临床表现与分期，还是肝癌的治疗策略，中国与欧美国家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开辟出一条中国肝癌诊断与治疗的探索之路。

在过去，罹患肝癌的患者大多都合并有基础肝病，如肝炎等。因此，肝癌是一类非常特殊的疾病，即同一患者的同一脏器在相同时间可以存在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疾病——基础肝病与高度恶性的肿瘤，这两种疾病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正因如此，肝癌的诊断治疗与其他肿瘤存在差异。由于患者存在基础肝病，早期肝癌症状不典型，并且进展迅速，多数患者在首次确诊时已为中、晚期。据临床统计，仅15%左右的患者能够接受手术治疗，部分患者可接受局部治疗，如介入治疗、射频消融等。在接受了手术和局部治疗的患者中，仍有多数患者会发生转移和复发。早年的肝癌（尤其是晚期肝癌）治疗非常棘手，医生通常只是对症下药，患者的生存期较短。因此，肝癌在早年常被称为“癌中之王”。与过去相比，“今天”的肝癌治疗已不可同日而语，靶向治疗、含奥沙利铂的系统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以及联合治疗使得肝癌治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秦叔逵教授：在过去，肝癌（尤其是晚期肝癌）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虽然在2007年之后，出现了靶向治疗及含奥沙利铂的系统化疗等方法，但这些疗法的客观有效率较低，患者生存获益有限。因此，肝癌的治疗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2017年之后，肝癌治疗迎来了重大突破——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细胞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 单抗］为代表的新型免疫治疗在肝癌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肝脏常被称为“免疫特惠器官”。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肝脏中的免疫细胞群体处于相对平衡或免疫耐受状态，使人体免受自身免疫性损害，避免免疫性肝炎等疾病的发生。但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一些信号通路的异常与癌变密切相关，其中包括PD1/PD-L1通路的异常。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通过阻断该通路而用于肿瘤的治疗。

谈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肝脏肿瘤中的应用，不得不提到一些著名的试验，如CheckMate 040试验以及KEYNOTE 224试验，基于这些试验的研究结果，相关的PD-1单抗（肝癌二线治疗）获得国外监管机构的有条件批准。近两年，PD-1/PD-L1单抗联合靶向治疗在肝癌治疗中再次取得成功，如肝癌一线治疗中的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的联合方案，以及肝癌二线治疗的卡瑞利珠单抗联合方案等。如今，免疫治疗以及以免疫治疗为主导的联合治疗成为了肝癌治疗的新策略，并为肝癌治疗效果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

秦叔逵教授：多学科诊疗模式在肝癌诊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肝外科或肿瘤外科可以为肝癌患者提供最有效的根治性治疗。在吴孟超院士等老一代专家以及樊嘉院士等新一代专家的带领下，我国的肝癌外科一直走在全球前列。我国著名肝癌专家，如樊嘉院士等的手术技术日臻完善，对肝癌外科做出巨大贡献，享誉全球。

对于无法手术或术后复发转移的患者，介入治疗尤为重要。滕皋军教授等肝癌专家在介入治疗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近年，由于基础肝病治疗以及肝癌药物治疗的进步，肿瘤内科在肝癌诊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肝病专家、消化专家、病理专家等也参与到肝癌多学科诊疗中。如何规划患者治疗方案以及如何将多样的治疗方法有机结合已成为多学科专家的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肝癌诊疗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临床医生在肝癌诊疗方面仍需不断努力，积极参与相关学术会议及临床研究，并贡献自已的力量。同时也希望，在肝癌免疫治疗中，MDT专家团队能参与其中，并发挥更多作用，尤其是在不良反应的管理中。